抗战史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六十年，日本的教科书总是否定和掩饰其侵略罪行，中国对此一
直谴责无疑深得民众拥护。不过以往中国所出版的抗战史和相关的一些宣传教育，为突出
英雄主义总是强调胜利成果，往往避一些民族病弱和败绩。这种教育虽有正面作用，然而
其中的片面性也容易使一些不大了解历史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偏激情绪，不仅对德国
承认侵略错误而日本拒不认罪很不理解，对中国政府对日政策有颇多怨言――日本政府总
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何还要维持友好关系？既然中国是堂堂胜利者为何对战败国放弃索赔？


现代化在思维方式上的要求是理性化，最忌情绪化。为此，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历史教科
书也应修改，当然不是像日本右翼无理要求的那样“删除反日教育”，而是改变过去不太
合乎实际的正面宣传和战果颂扬，力戒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批评的“精神胜利法”这种
传统的民族性中的弊病。人们了解了无情的历史事实，知道中国当年对日关系中的诸多无
奈，也才能明白领导人的一些不得已做法和良苦用心。

中国的艰苦抗战

抗日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胜，日本投降，从基本概念讲这毫无疑问。不过世上的事最怕认
真细究，从1945年战争结束时反法西斯阵营的全局看，日本确是大势已去，在中国战场这
一局部范围内则敌强我弱的形势却并未改变。当盟国在太平洋战场打得日军节节溃败之际
，中国正面战场仍几乎天天打败仗。改革开放前的国内教科书倒讲明这一点，后来为种种
政治需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是以歌颂居多，并以一些官兵的英勇
事迹为例（其实这并不代表全局），使得许多中青年人只知“国军”英勇而不知其总体上
腐败无能。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失败的解释是武器不如敌，特别强调日军有空中优势。到了1944年
夏天至1945年初，国民党当局得到大量美援装备，不仅战场兵力一直超过日军多倍，制空
权也掌握在前来援华的美国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手中，装备也不逊于敌，结果在日军发起
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仍被打得一溃千里，从豫湘桂逃到贵州，陪都重庆震动
。直至日本宣布投降之时，国民党军除了为取得外援通道在美军支援下打通了中印缅公路
外，没有向日军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并取得像样的战役胜利。更可悲的是，日本宣布
投降后，身为战胜者的“国军”前来接收还要日军掩护和“负责保证安全”（这在芷江受
降式中正式要日方担保）。战力如此低下和怯弱。自然为已处末日的敌寇所轻和诸盟邦所
笑。这也难怪1945年春美英苏盟国竟拿中国的领上权益在雅尔塔做交易。追蒋介石承认外
蒙独立，战胜国损失的领土面积竟比战败国还大，后来许多人把抗战胜利称为搭车的“惨
胜”。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处于日军后方的战场上，军队由几万人壮大到一百余万人，当然不可
能是国民党所说的“游而不击”的“坐大”，而是在对付敌伪扫荡中“越抗越大”。不过
八路军、新四军得不到外援，几乎没有火炮一类重武器，据抗战胜利时统计平均每枝步枪
也只有十几发子弹，只能打游击而无力夺取日占的大城市。靠长期的游击战，也能把日军
拖得精疲力竭最后撤退（后来美军在越南、苏军在阿富汗便是如此），可这还不知需要多
少年。日本宣布投降时，延安和重庆都有“剑外忽传收蓟北”的意外之感。

国际关系都是无情的实力关系，由于中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盟邦，侵华日军在日本总投降时
不得向他们所称的“低弱的重庆军”缴械，心中却根本不服。至于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战场，日军根据美国和蒋介石的要求从未投降。一直顽抗到美蒋军队到达接收。中国抗战
的胜利，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得到的。战后日本政府乃至绝大多数国民只承认败给了美
国，认为苏联出兵也是趁火打劫。对中国则从不服输，一直拒不道歉也就不足为怪。

日本并非无条件投降

过去中国和各战胜国的教科书中都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
波茨坦公告被接受这一点看，此说也不算错。不过若细读天皇的“终战诏书”及其政府声
明，从无“投降”二字，更谈不上“无条件”。1945年8月天皇致盟军的回复中明确表示，
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是以“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为前提。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
事责任》一书中说得好，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
权。

战后日本政府对战争的态度与德国迥然不同，根源在于战败的情况不一样。纳粹政权是被
盟军彻底消灭，希特勒自杀，苏军的锤镰红旗直插上柏林国会大厦。日本投降时其本土却
没有盟军一兵一卒攻入，让美军进驻占领的条件是不能追究皇族和“维护国体”。美国对
此同意，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本国军人伤亡以早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也是考虑战后对抗苏
联的需要。后来曾有“东条英机是日本最大的战争罪犯”一说，美国当局如此讲是为了替
真正的最高决策者天皇开脱，这些年来中国有些人也跟着这样说则是对历史真相的无知。


日本战败后，苏联和中国延安总部都宣布天皇裕仁是最大的战犯应于审判，而掌握东京审
判的是美国，只拿一些军阀当替罪羊（这些家伙自然也有罪）。如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指挥
者是皇叔朝香宫，法庭不追究皇族只能判决这一战区的司令官松井石根，那个最大的凶犯
战后还担任日本高尔夫球协会主席而得善终。1956年苏日恢复邦交，中国也争取对日建交
，考虑到天皇裕仁还是国家元首且为多数日本人接受，只好承认现实而不再追究其个人责
任。

战后的东西德政府，都是原来的反法西斯人士建立，自然留下不允许美化纳粹并清算侵略
罪行的传统。战后的日本政府却是原来政权的延续，头几任首相都是犯有罪行的旧时高官
，还包括甲级战犯岸信介。日本政界又有家族承袭传统，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首相细川护
熙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首相的外孙，现在的东京都知事、极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又
是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当时有石原、板垣、土肥原“三原左右关
东军”之称）之子，他们怎么可能清算自己政权和前辈的罪行？

日本政府鼓励修改教科书和歪曲战争历史，并非起自近日。战后近六十年来，日本历届内
阁对华都是坚持“三不”原则―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1995年日本社会党领袖村山富
市利用自民党内讧曾短期组阁，是唯一向中国承认有“侵略”历史的首相并参观了卢沟桥
以致歉，在日本政坛便站不住脚。面对日本政府不可能改变的顽固态度，毛泽东、周恩来
和邓小乎从现实战略需求出发，曾采取了淡化历史而“向前看”的态度。七十年代至八十
年代，日方要人出于联华抗苏等需求，对华也曾有友好回应，不过对历史看法问题始终未
解决。中国的教科书和媒体过去在中日关系较好时仍偏重宣传友好，以致许多青年人不了
解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一贯态度，遇到本不奇怪却出乎白己意外的情况便难免情绪冲动
起来。

美国主宰战后日本

多年来许多中国人按照一般常理思考，认为中国应该从日本索要赔偿而不该放弃。还有人
仔细论证若日本付赔巨款能促进中国有多大发展，日本复兴则会延误多少年。这种演算法
，其如同一个善良的本分人在研究一个恶霸和无赖会白给自己多少钱，不啻与虎谋皮的空
想。

纵观古今中外战史，理论上的战胜者并不一定能得到赔偿，索赔的基本前提是强者能扼住
弱者的咽喉使其不得不吐。以越南战争而论，美国自认失败撤退，然而越南能要到一分钱
赔偿吗？这是因为美国虽败退仍比对手强大得多。中国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赔款，都
是因入侵之敌已占领了大片领土，并卡住了国内经济咽喉命脉，不认赔会遭更大之灾。德
国在一次大战失败后曾想拒赔，法国便占领了鲁尔工业区，使其不敢耍赖。日本战败时国
力仍强于中国，执行占领的又是美军，中国无一兵一卒进入东洋三岛，只有美国能决定是
否付赔。

1947年以前，战胜国曾研究索赔一百多亿美元（战前日本年国民产值不过三十亿美元），
在当时日本经济破产的情况下以拆机器和劳务偿付。中国国民政府索要份额的一半，美英
只同意给三成。1948年美国改变亚洲政策，宣布免除日本赔偿义务，还以贷款投资扶助，
那些倭寇们自然对山姆大叔感激涕零，而对索赔者一概拒绝。屈从于美国压力，英国、澳
大利亚以及国民党当局也都宣布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向日本索赔
也遭拒绝，直至1965年越战升级时美国急于要日韩建交并结成军事同盟，施加压力后日本
政府才对韩赔偿三亿美元（加上民间补偿基金共八亿）。此外，日本为同东南亚国家建交
以打开市场，对印尼、缅甸各赔过一亿美元，对南越赔过三千万美元，如同打发叫化子。


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对日建交时，便感到若索赔只有两种可能，一无所获或
仅得到象征性赔偿，若宣布放弃日本民众还会对华有负疚感。出于战胜国的面子，1972年
恢复邦交时中国领导人对外以显示宽宏公开声明政策，对内解释是为了不加重日本人民负
担。此举确得到回报，七十年代末日本国会通过对华长期无息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便说
明是对中国放弃索赔的补偿。二十多年间，中国得到三百亿美元的无息货款（偿还期达四
十年）和十亿美元无偿援助，虽还抵不上抗战期间日本对华造成的一千亿美元直接损失（
还有更多的间接损失），毕竟还是得到人情和部分实惠。如今看来，面对索赔实已无奈的
情况，毛泽东放弃赔偿要求的决定还是体现了务实精神的最佳选择，了解史实后的人也会
承认这点。

中国对日友好为战略大局

学习和研究历史都是为现实服务，过去中日关系较好时，国内较多地宣传从遣唐使以来的
两国“人民友好”，银幕上也是日本电视剧和卡通片充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日政治
关系趋冷，国内宣传中便更多地强调日本侵华暴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虽有相当多的人
曾亲身受害，对日却有一种胜利自豪感，加上相信领袖相信党，对作为毕竟算是败者的日
本同意宽宏对待。如今年轻人未受到过侵略之害，却普遍滋长了对日悲情意识。加上阶级
分析观念消失而民族主义情绪增长，又不大听政府和组织约束，一些人便往往对日本人不
分青红皂白地表示愤恨。这种做法不仅无益于中国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反而更给日本右翼
煽动反华仇华以口实。

日本战后的政府除短暂时间有中派过渡外，其实都是右派当权，而中国政府总在争取对日
友好相处，是出于长远的战略全局考虑。如何把握和对待战争的历史问题，也是为这一大
局服务。从五十年代起，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便以扶植日本、订立日美安保条约而形成军事
同盟为支柱，以此威慑中苏。七、八十年代美日同盟的重点一度转向苏联，对华仍作为潜
在对手防范，九十年代苏东巨变后矛头则又指向中国。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考虑对日关系
，基点便是如何削弱美日联盟，减轻对中国的压力，此外还可以争取日本的资金技术促进
国内经济发展。出于这种“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五十年代中国强调善待在华日侨
，特赦了拘押的日本战犯而一个不杀，这对日本民众产生了很好影响（若杀掉则除泄一时
之愤外并无益处）。1972年日本的田中内阁不顾美国阻挠抢先与中国建交，随后几届政府
又对华给予了部分资金技术回报，恰恰是这种有远见政策的收效。

苏联瓦解后，美日对华战略需求减少，遏制之心增强，日元货款即将停止和日本对华态度
逆转恰恰是其外在体现。过去国人不愿明说的一个问题又是，七、八十年代日本愿意对华
提供经济帮助，恰恰因为中国综合国力较弱，对日形不成威胁和竞争关系。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后迅速发展，中日关系由百年来的“日强中弱”变为“两强对峙”以具有“狼羊两重
性格”、或凌驾人上或奴颜媚人而著称的日本文化观对此很不适应，东洋社会上对华态度
也在变化，从未有过的「中国威胁论」泛起。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虽不应示弱，不过从争
取一个较长时间和平发展的需要出发，仍应坚持毛泽东时代那种削弱日美联盟的努力，并
继续从政府和民间的两方面途径入手。目前进入“胡―温”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仍强调维护
中日友好大局，无论从促进今后解决台湾问题、改善自身安全形势以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来说都是必要的。

继续强调中日友好，历史问题这一障碍仍不能绕过。日益崛起的中国对外自然要以不示弱
的态度谴责以往的侵略罪行，对内在宣传抗战史振奋民族精神时，也应注重理性和科学态
度，改变以往一些不求实和片面的描述。